為「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發聲 /陶亞倫
期盼已久的台灣第一座「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將於3月，由在地實驗接手經營，除了規畫展演活動外，計劃成立媒體實驗室，提供國內外的媒體藝術家進駐與創作，期望能長期累積創作能量，成為一座真正的新媒體藝術中心。
看起來是個有高瞻遠矚的文化政策，但是文化局深恐數位藝術中心成為少數藝術家在玩的「小眾藝術」，又必須顧及當地的樁腳與選票，因此該中心又被文化局賦予一個「公民美學」的政治性任務，必須要配合當地里民的文康需求，肩負起教育與推廣的重任。
文化局為了安撫里長爭取數位藝術中心成為里民活動中心的需求，於3月20日下午3:00在數位藝術中心舉辦公聽會，希望藉里民的意見來主導數位藝術中心的方向，這個會議若有任何妥協性的政治決議，將會影響數位藝術中心的發展和興衰。
本人有幸擔任該中心的諮詢委員，但已被文化局剔除出席與發言的資格，我們是否要繼續的默許政治官僚所扭曲的文化政策？數位藝術中心的未來，急需藝術界朋友們的發聲，希望您能出席與發言。
公聽會時間：3月20日下午3:00
公聽會地點：「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 180 號
台北捷運 芝山站下車 往北 家樂福 方向 走5分鐘
鄭美雅針對此事提出看法，認為藝術家不應該掉入『公民美學』V.S.『小眾菁英』的論辯。而是去討陶亞倫被襟聲之事。
全文如下：
這是一個令人憤怒的事件。/鄭美雅
我們不應該先陷入『公民美學』V.S.『小眾菁英』的論辯。這是一個很長的題目，這是一個藝術中心是否應該與地區居民發生緊密關係，對社區開放，並獲得社區居民支持的議題。Isola Art Center在長久經營下，成功獲得居民支持，最後團結居民力量共同反對政府拆遷該藝術中心的例子，或許顯示出這個議題應該要有更深更長更多的討論，以及經營團隊更多元的嘗試。當然，台灣不等同於米蘭，社區居民或許只希望有個卡拉ok中心，但在經營團隊與社區民眾溝通前，我們不必要直接掉進這個議題。如果我們自我設限在這個議題上反對官方，則對立的將會是藝術家與社區居民，而真正有問題的官方則輕易的置身事外。
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如果一個藝術家持著反對官方政策的意見，就應該被排除於諮詢委員或發言位置嗎？
當然不行！！如果這件事情屬實，我們都該為陶亞倫爭取發言權益！此事正說明了，官方挾其資源排除異己，依其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強勢『控制』當代藝術工作者的發言，若藝術家已受到數位藝術中心團隊的邀請擔任諮詢委員，則代表經營團隊有其評判考量，應該受到尊重。若陶亞倫被官方制裁而無法發言，那麼，這裡顯示了兩個問題，1 .實質經營數位藝術中心的究竟是文化局還是在地實驗？是當代藝術團隊還是官方？經營團隊是否將淪為政府政策的執行工具，任何判斷與經營方式都須受到『嚴密審查』，並確實的符合官方的政治考量與政治利益？2. 未來任何人有膽量對官方政策提出批判，是否就必須先開始衡量：『我會是下一個陶亞倫嗎』？
如此的寒蟬效應將全面的讓當代藝術更加沉默，畢竟所有資源大都來自官方。而這將使我們未來再無法看到任何團隊會依當代藝術為考量策辦活動，只會有沉默服從政策指導的『官方藝術中心』！原本就掌握了資源分配權力的官方，因為當代藝術工作者的沉默縱容而更加肆無忌憚，這難道不是陶文中所指出的『宏觀調控』的具體執行？
我對參與三點以後藝術中心與社區居民論辯的記者會不感興趣，某些事情必須由深入內情的經營團隊及諮詢委員去做出決定，如若未來當代藝術界反對經營團隊將數位藝術導向庸俗化發展，那麼這應該放在美學路線的檢討與論辯中解決。但，對於官方如此『制裁』反對者，我堅決反對。為了捍衛陶亞倫（或是任何藝術家）的發言權，為了讓官方明白當代藝術有其發言權及其主張，我建議應在兩點鐘，邀請記者及局長，針對此事作出說明。三點鐘，陶亞倫應有正當權力坐上發言台，不管他將會說什麼，他都有說的權力！！
而我也相信，這樣的方式，能夠傳達出一個訊息，當代藝術容或有不同的聲音，但那也應該交由當代藝術工作者對大眾或對圈內進行論辯與討論，以達致共識。經營的主體是當代藝術工作者而不是官方。如果官方因其擁有資源分配權力而決定當代藝術工作者什麼能說或不能說，那麼被閹割的是所有當代藝術工作者，還須要談什麼美學路線呢？這根本都不是我們能決定的，不是嗎？
宏觀調控下的台灣當代藝術
陶亞倫2009/2025
2008的全球金融風暴越演越烈，全球政府皆在苦思，如何有效的利用國家機器，對失序的民間金融體制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監管，避免步入經濟大蕭條。台灣的政府的作法亦同，希望有效統合全民資源，由官方主導整體經濟的轉型。在經濟上的手段是如此，在文化政策上更有甚者。這股宏觀調控的思維，已伸入了文化藝術界。
這二十年來。台灣當代藝術的發展，可以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來形容，雖然受限於客觀的政治現實與國際關係，對外推展不易，但是引以為傲的是，政府的趨於開放的文化政策，及民間藝術評論機制與藝術團體的蓬勃發展，已經建立了自由與開放的創作環境，使民間力量成為主體與核心，逐步的建立自信。
但這樣的文化開放政策並沒有繼續維持下去。台北當代藝術館率先被文化局全面接管，引發了館內專業策展團隊的離職潮，台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優秀的文化行政團隊，紛紛出走大陸，找尋更開放的發展空間。喊了十年的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在文化局大張旗鼓的赴林茲與ZKM考察後 終於在士林肉品市場廢墟中成立，它沒有得到成功的數位藝術節成效加持，孤零零的杵在士林里民活動中心的樓下，擔起完成社區總體營造與公民美學政治任務。
靜悄悄的台北市立美術館，近日也引發藝術界的嚴重關切。2月24日美術館的「雙年展與國際計畫辦公室」，發布新聞，2009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不再徵求民間策展人參與，改由辦公室主任張芳薇女士擔任總策畫人一職，負責主題、名單和執行，並臨時成立諮詢委員會，邀請王俊傑、王嘉驥、林宏璋、徐文瑞、鄭慧華這五位曾擔任過台灣館和台北雙年展的策展人擔任今年諮詢委員的方式來背書，引爆這一連串宏觀調控政策下的最大危機。據報載，林宏璋解釋，北美館這麼做是因為考量過去幾屆雙年展策展人徵件的狀況，是「數量跟品質往下降，如果是館方直接邀請某策展人策展，時間緊迫並不允許。」，所以就關起門來，自己來了。受邀得參展藝術家則有謝英俊、陳界仁、張乾琦、余政達。這個靜悄悄的舉動，令人驚訝的是，「雙年展與國際計畫辦公室」與諮詢委員們認為，台灣已經沒有優秀的年輕藝術家與策展人了，台灣的當代藝術是否如同當今的金融風暴一樣，出現了嚴重的文化衰退與斷層現象，必須讓老將CEO重掌兵符，引導大家度過危機？
國家嚴密的文化品管體系已悄悄地形成，如同阿多諾所言的「文化工業」，但更嚴重的是，這種文化品管體系是因某種「品味」上的偏好所形成。國家機器與資源的上層，希望藝術作品能夠通過這種「品味」與「國家標準」的檢驗，才能貼上「made in Taiwan」的標籤，獲准出口展示。
宏觀調控已在當代藝術界全面的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