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n的藍膠囊

以下是董陽孜老師的介紹：

書法大家董陽孜 逆流激出生命力

文 ／藍麗娟
作品提供／董陽孜
2003年3月 CHEERS雜誌

「打開公視、走進書店，書法寫就的《孽子》兩字，直擊你的視線。

「看到那個書法的力道，我就覺得很『孽子』！就是很叛逆、很孤傲的感覺！很吸引我，」年輕女孩邱曉嵐盯著文宣脫口而出。

這個用書法來撼動人心的藝術家，就是董陽孜。

人們不一定認識她，卻一定認得她寫的書法。《雲門舞集》、《康健》雜誌、《金石堂書店》、《新舞台》、《天籟》等醒目標題，都是她的墨寶。她的字早就鑲嵌在我們的生活中，甚至連誠品書店每年過年前送給讀者的《福》字春聯，都是她的創作。

突破傳統

最撼動人的，是她的字融合了她逆流的生命力，在傳統中國書法的領域中突破傳統，到達藝術境界，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書法家之一。

她的字很有生命力。很多人看過她的字，都被陽剛、雄渾的氣勢震懾。她創作的巨幅書法，有些創作比3個人疊起來還高；比10個人站一排還寬。創作時，她脖子上圍著毛巾，手握著專門訂製的粗管毛筆，清瘦的人在站在大紙上移動著，往往創作途中就汗流夾背，耗損極大的心神與體力。難怪許多人震懾於這些巨幅創作之際，會誤以為董陽孜是男性。

她的書法在佈局與呈現方式上有很多創新，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石守謙甚至指出，她的一些巨幅作品在空間呈現的視覺效果，「早已超越書法的範疇，倒像是裝置藝術了，」他說。

她只寫自己有深刻體悟的字，所以不僅有雄渾，也有圓潤。著名藝評家、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所長林谷芳指出，她的字不像傳統的碑帖，而是兼具趣味性、藝術性與意義性。

出身世家

她之所以能夠在傳統書法上創新，是因為反對傳統的主流價值。

她出身於書香家庭，受著傳統中國教養良好的教育。

1942年出生於上海的她，8歲時，父親為她選了譚延闓所寫的顏真卿字帖《麻姑仙壇記》。於是，每天清晨起床後，她寫100個大楷字，200個小楷字，「沒寫，就若有所失，」她回憶。她的天分很高，讀北一女時，就常代表學校參加比賽，作品還榮獲中日親善教育書畫展金賞獎。

看似順從的她，內心真正想做的是藝術創作。

「我從小就很有想法，」董陽孜說。她高中時就看過大大小小的書畫展，當代書法家的書畫看起來跟千百年前的中國傳統作品卻沒有太大的差別。「為什麼這些作品都沒有生命、一成不變？」她心中起了疑問。「我想要做點不同的事，」她下決心。

但是，父親雖然啟蒙她寫書法，卻不要她走藝術之路，反而要她從商賺錢、出人頭地。

「生活比較穩定啊，當時哪一個家長希望小孩子走藝術？這麼辛苦，」已經60歲的董陽孜現在已能體會。於是，第一年考大學時，她壓抑了志趣，照著父親的期望考建築系，卻失敗了。第二年，她聽從自己的志趣，考上了師大藝術系（師大美術系）。

違逆父志

愛父親、非常在乎父親的她，多麼想要從中國傳統書法中找出路，求突破，來求得父親的肯定！但是藝術成就不僅需要天份，也需要時間。「我想做出好的藝術創作，但是做不出來，」她當時很急切。大二時，她的身材不斷發胖，「這種吃，是因為情緒不穩定，」她回憶。父親的期望高、她給自己的壓力又大，她總是跟朋友說，她一旦出國，就要浪跡天涯，不再回來。

大學畢業後，董陽孜在母親的鼓勵下決定出國留學。這時候，父親依然不死心，要她學當紅的室內設計。「可是我沒有興趣，」她直覺地說。出國後，遠離父親的期望，她才發現，「只有做藝術創作時，我的人，才比較安定下來，」她沈靜的說。創作給她安定的力量，至今亦然。

取得麻州大學藝術系碩士學位後，董陽孜在紐約的雜誌社擔任美術設計，輕輕鬆鬆地獲得同業夢寐以求的「全美創作設計展封面設計獎」。然而，這與以藝術成就向父親證明自己的境界，差得太遠；繼續做下去，也很難實現願望。「假設我再做5年，頂多是藝術總監，就到頂了，」她心裡想著。於是，她還是回到台灣。

等不到父親肯定

不料，回台後，父親的期望更是無所不在。

董陽孜不需要工作，「隨隨便便的工作我也不要做，爸媽也不會要我去做，」她說。她待在家裡寫書法，頂多出門欣賞展覽。但是，父親總會連珠砲般地問她：「妳一個月賺多少錢？妳會不會打字？」她說：「我不會。」父親再問：「那妳會做什麼？」她回答：「我不知道。」

董陽孜看著弟弟乖乖地到父親的公司上班；而她，不論去哪裡、去多久，都得跟父親報告。「我很痛苦啊！好在我的字還有人要，」董陽孜說。

「痛苦好在會過，每個人都會過，」董陽孜很有感觸地說。

她走著孤單的創作路，終於累積出重要的成就。

創作書法至今已30餘年，董陽孜舉辦過將近50次的展覽，地點遍及紐約、華盛頓、舊金山、加拿大、英國、日本與香港。在台灣，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歷史博物館等有規模的美術館，她的書法作品都沒有缺席。

然而，儘管董陽孜的書法得到全世界的肯定，但是她最在乎的父親，卻遲遲沒有給她掌聲。「一直到他晚年，才肯定了我，」自承年輕時「太想不開了」的董陽孜說。

不隨世俗

父親是她藝術成就的動力，然而，即使堅持志趣、取得藝術成就，她還是她自己，不好名、不求利。

「在台灣，檯面上的文化人像她這樣謙虛的，很少見，」藝評家林谷芳指出。他觀察，有的藝術家自負、驕傲，但是，董陽孜不僅不希望被公開介紹，也不覺得需要被特別對待。即使出門，朋友對別人介紹她：「她就是鼎鼎大名的書法家董陽孜。」她也覺得彆扭。

「這個年代最有名的人，不代表最好，」董陽孜說。

她不喜歡曝光，也討厭人家吹捧她。她覺得自己只是個平凡人，坐公車、到傳統市場買菜，愛看戲。所以，「你只覺得她是個優雅的女士，不會曉得她是很有成就的藝術家，」林谷芳笑著說。

她從來不自我標榜。但是，最近，有感於中國文字與書法在台灣瀕臨凋零，她決定登高一呼，喚起年輕人重視中國文字之美與價值。「沒有文字，哪有書法？」謙遜的她說。

她親自邀請作家白先勇、台積電副總執行長曾繁城、誠品書店負責人吳清友等12位各界領袖，3月22日在誠品書店舉辦對談會，談他們對中國文字的體會。

除此之外，她也在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新竹、台中舉辦書法巡迴展。她在偌大的兩廳院大廳展出8幅巨型創作，有其特殊目的，「我希望年輕人發現，原來一支筆可以寫這麼大個字，只要年輕人喜歡，我就贏了，」扛起延續中華文化使命感的她，衷心說著。

「董老師的事，我一定配合，」表演工作坊藝術總監賴聲川說。12名演講者接到董陽孜立意深遠的邀請，當下的反應都是如此。有所堅持、不逢迎、不作人際關係，只是安靜的創作、做自己該做的事的董陽孜，就是那麼受到敬重。

回首過往，不論年輕時，力圖從傳統中國書法中求創新、違逆了父親的期望；或是現在大聲疾呼中國傳統文字的價值，在兩個不同的時空中，她都逆著時代的潮流，做她想要做的事。

「我看開了，我覺得責任未了，」她解釋她現在積極推動的事。然而，逆流而行從來不是她的初衷，因為，她只是單純愛著自己的志趣、愛著滋養她藝術生命起源的中國傳統文字、愛著她所珍視的父母與家庭。

--參考資料
 
http://www.cheers.com.tw/content/032/032108.asp

被喻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畫家，Jackson Pollock的人生卻是悲劇藝術家的典型寫照。

他酗酒、粗魯，對婚姻不忠。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需要心裡治療。1949年，Jackson Pollock才三十九歲，一篇Life Magazine的專文已將他喻為世上最偉大的美國藝術家。這也意味著，Jackson Pollock並不是死後才成名的人物。仍在世時，他的作品已炙手可熱、身價不凡，求畫的買家絡繹不絕。為了應付市場的龐大需求，又得兼顧質與量的均衡，Jackson Pollock的生涯晚期簡直心力交瘁。

雖以晚期稱之，他的過世年齡卻是許多偉大藝術家正要邁向巔峰的階段。1956年，燥熱的八月天，Jackson Pollock喝得酩酊大醉，開著敞篷車乘載兩名年輕女子: 他的情人Ruth Kligman與她的友人Edith Metzger。她們才剛上車，即發現Jackson Pollock的精神狀況極差，踩油門的方式如同亡命之徒。即使兩人尖叫不斷，希望逃離這班死亡列車，一切早已失控。疾駛的敞篷車偏離了公路，狂奔至樹叢裡。車上三人，除了Ruth Kligman僥倖存活，其餘二人皆不幸過世。當時的Pollock不過四十四歲。

Ruth Kligman如今依然健在，往後還成了紐約藝文界的名女人。

1912年出生於懷俄明州，Jackson Pollock十八歲時與兄長Charles Pollock一同搬到紐約，向知名畫家Tom Benton學畫。如同其他的抽象派畫家，Jackson Pollock的創作歷程也是一步步由具象開始，最終才邁入抽象。起先他臨摹了人物與自然主題，時隔幾年，受到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他開始採用強烈的對比色。這時的作品雖然依稀能辨別出主題， 風格卻已往抽象派靠攏。畫作往往提供了超乎所繪物本身的情緒張力，甚至某種謎樣或暴力的觀看感。

1945年，為了根絕酒癮與擺脫紐約高張的競爭壓力，Jackson Pollock與同為畫家的妻子Lee Krasner搬到位於長島的East Hampton。他將木造平房附近的穀倉改建成畫室，他喝更多的酒。1947年，三十五歲的當口，Jackson Pollock進入了生涯最富動能的時期。他開始採用所謂的Drip（滴）、Pour（流）或Spatter（灑）這些作畫方式，完全揚棄了畫板與筆刷。他將巨幅畫布鋪於地表，用畫筆將顏料噴灑其上，筆刷從頭至尾與畫布毫無接觸。他利用手腕與身體的律動作畫，連地心引力、畫布吸收顏料的方式，也自然成為創作的一環。由於身體能自由地移動四周，作品不再擁有上下左右的視覺限制，每一面都可以是另一面。這些全然抽象的作品徹底顛覆了美國大眾對於藝術的傳統認知。以Jackson Pollock自己的說法，當他作畫時，他完全忘卻了自身的存在，進入到某種難以言述的時空裡（Groove or Zone）。他覺得自己站在畫作裡頭跳舞。

雖然這一階段的畫作很像隨機事件的偶然發生，似乎所有的佈局與結構都是當下才決定的；且作畫前他從不擬草稿或底圖。Jackson Pollock卻否認了意外的存在。對他來說，每當創作一幅作品之前，腦中已想好大致方向: 不論顏色、層次或構圖。換言之，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不要的是什麼。當概念決定，他便讓自己與作品融為一體，讓直覺引領著身體移動。

他宣稱這種創作哲學為”No Limits, Just Edges”。

處於風起雲湧的四零、五零年代，知名的抽象派畫家還有西班牙的Pablo Picasso、美國的Franz Kline與Arshile Gorky、俄國的Wassily Kandinsky與荷蘭的Willem de Kooning（他也曾與Ruth Kligman交往）。Jackson Pollock的盛名除了依靠自己的天才之筆，妻子Lee Krasner與知名藝評人Clement Greenberg也提拔不遺餘力。有趣的是，Jackson Pollock的畫作在他過後之後，竟成了美國中情局大力贊助與推廣的對象。原因之一為有關當局希望藉由這些前衛的作品，讓紐約取代巴黎成為自由藝術的新象徵。更重要的是，將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與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相做比較，使前者成為進步的代名詞，後者充滿保守的意象。《酷派當家 》（Cool Rules）一書便提到，【中情局在反蘇聯集產主義的宣傳戰中使用了抽象表現主義，表明了這些情報員 – 大多出身長春藤名校 – 品味可能超越了大眾。他們正確無誤地了解到，這種藝術表達了一個新的自信的個人主義，東方集團的居民不多時便開始祕密地嚮往。】藝術史學家Eva Cockcroft便戲稱Jackson Pollock的畫作是美蘇冷戰的另一種武器。

為了紀念Jackson Pollock逝世五十週年，Guggenheim Musuem特舉辦了回顧畫展。不會有比這更適切的地點。博物館創始人Solomon Guggenheim的姪女Peggy Guggenheim，正是Jackson Pollock生涯的重要支持者。1943年，Peggy Guggenheim替當時尚未成名的Jackson Pollock於Art of This Century藝廊舉辦了生涯首場個展。1950年，她又將這些作品帶到義大利，於威尼斯替他開了歐陸畫展。此外，在Jackson Pollock依然困頓的階段，Peggy Guggenheim也提供了每個月的生活津貼。即便含著金湯匙出生、富裕了一輩子的Peggy Guggenheim，也宣稱Jackson Pollock是她一生蒐集的藝術珍品裡最偉大的發現。雖已各自成家，二人卻曾撞出短暫火花。Peggy Guggenheim的丈夫正是大名鼎鼎的德國超寫實畫家Max Ernst。

曾於不少博物館看過Jackson Pollock的作品，這次參展的數十幅畫作卻讓我有了截然不同的體驗。他使用的顏料有時摻雜了砂礫或碎玻璃，因此能改變液體滴下的速度與方向。縱使這些作品掛在牆上，倘若近距離觀之，所有張牙舞爪、如洪水般不斷向荒野蔓延的扭曲線條，都擁有著真實的高度與厚度。那是經由數十次滴流才凝結出的成果。層層疊疊、互有高低起伏。這種立體感，絕不是透過複製畫或數位圖檔就能模擬的，是得親身體驗的視覺震撼。

看著這些驚人的作品，我的意識很快地被帶到另一個次元。我只能想像這些猙獰的曲線、毫無節制的顏色與無法駕馭的油彩炎流，是出自一顆何等瘋狂的心臟，一顆受過多少苦難與折磨的腦袋。旁人完全不須讀過Jackson Pollock的傳記才能理解他的躁鬱症或酒精中毒，他的作品已讓世人明白這一切。這是平凡人窮極一生都複製不出的原創藝術。也因此，Jackson Pollock擁有為數可觀的追隨者與仰慕者。搖滾圈最著名的例子當屬Stone Roses的吉他手John Squire。樂隊的許多唱片封面皆出自John Squire之手，風格強烈仿效了Jackson Pollock。樂隊早期的樂器與宣傳照也溢滿了五顏六色的潑墨式油彩。

坊間除了多部關於Jackson Pollock的紀錄片，他的戲劇性人生好萊塢當然不會放過。2000年由Ed Harris自導自演了一部同名電影Pollock。內容不算精彩，只是四平八穩地將Pollock的一生呈現在觀眾眼前。Ed Harris的演技依舊精湛，模仿Jackson Pollock的扮相也唯妙唯肖；可惜略顯老態，反射不出主角鋒芒畢露的一面。然而，縱使影片缺乏了力度，又有何妨？

Jackson Pollock短暫卻精彩的真實人生，早已提供了不同領域的後繼者最動人的靈感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