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薛童
达沃斯因世界经济论坛而知名，嘎纳因国际电影节而知名，而中国海南的博鳌则因亚洲论坛而闻名世界。
创意产业最大的魅力也许就是，它往往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创造奇迹，海南博鳌就是被创造的奇迹。如果不是被称为“博鳌之父”的蒋晓松（博鳌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在博鳌促成了亚洲博鳌论坛，也许这里至今依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
蒋晓松说，如果单独来看博鳌的海、江、山、水不是最美的，但是它的综合指数是最高的。博鳌的独特气质似乎与蒋晓松身上同时兼备艺术家、企业家、外交家的素质有着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默契才最终造就了现在的博鳌。
发现博鳌独特的魅力，并赋予博鳌以灵气，将博鳌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变成一个享誉全球的地方，可见蒋晓松独具艺术家的眼光，
在海南地产泡沫破灭以后的萧条时期，以企业家特有的胆识坚持下来，并且不随便卖一分一毫的土地，保持了博鳌的统一完整性，彰显蒋晓松企业家的投资魄力，
成功游说国际政要并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凸显蒋晓松外交家的智慧。
一个民营企业家如何能够促成由亚洲各国政要参加的亚洲论坛，又如何把博鳌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变成一处会展胜地，这里面一定包含了太多的故事。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萌发要在做亚洲论坛的？又为什么选择博鳌？
蒋晓松：我1989年底第一次去海南，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博鳌，选择了博鳌。刚开始我是想把它作成亚洲最好的旅游度假区，后来觉得仅仅是旅游度假区还不够，又出现新的目标和更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澳洲前总理霍克等重要的朋友一起推动了亚洲论坛的成立。
记者：能否谈谈你和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夫妇等这些国际知名人士是怎样的一个渊源？
蒋晓松：是命运的安排。最早的时候，我从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那里得到一些想法，后来又和霍克商量。他们俩一开始并不认识，分别是我的朋友，我把他们俩同时请到博鳌，然后看了现场再具体琢磨。
我把他们请到博鳌实质上当时应该是有意识地把博鳌做成一个对地区、对社会更有意义的构想，这两位也是分别带着这个意愿和想法来到博鳌的。
还有几个人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现在海南省委书记汪啸风。我记得，当年我陪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夫妇一起到海口，汪啸风省长宴请他们，就已经有了亚洲论坛这个设想。霍克夫妇是由当时的海南省委书记、现在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宴请的，然后，我邀请他们一块到了博鳌，他们的第一次握手是在博鳌，是1997年7月28日。那天，打完球，我们在一个人工建成的小岛上面烧烤，晚上谈到很晚，两位前首相总理和他们的夫人就住在我的职工宿舍里面。
记者：那么从这以后博鳌亚洲论坛的整个推进运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蒋晓松：细川和霍克在博鳌相聚之后，觉得力量单薄一些。1998年，我们把亚洲论坛这个信息传达给当时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他的任期到7月份满。那年9月，我们一行到了菲律宾，三位前首相总理共同在菲律宾马尼拉做了博鳌论坛的宣言。1998年之后，霍克先生给当时的江泽民主席写了关于博鳌亚洲论坛设想的一封信，同时也给汪省长写了信，都附上了马尼拉宣言。1999年10月，现在的总书记、当时的副主席胡锦涛接见了拉莫斯、霍克、汪省长和我，对这个设想表示了作为东道国的支持。
胡锦涛提出，亚洲论坛这个设想很好，但是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反应会怎样。针对这个课题，2000年11月下旬，我们召开了博鳌亚洲论坛的专家会议，参加会议的二十几个国家的专家都很激动，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有亚洲人能会聚一堂，这实际上是十年以前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曾经想做的一件事情，今天中国做成了。一个国际性会议的总部放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就像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但它并不是美国政府的一样，博鳌亚洲论坛是属于整个亚洲。亚洲这个概念至今为止是一个空白，ＡＰＥＣ是亚太的概念，东盟是东盟各国之间的，亚洲在半个世纪以前有过一次万隆会议，却是一次性的会议，而博鳌亚洲论坛是定址、定期召开的一个会议。
2001年2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2002年举行第一次年会。
记者：你说博鳌有它的特质，请问这种特质是什么？
蒋晓松：从政治外交方面考虑，海南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很中性的岛，如果我们说北京亚洲论坛，那其他国家都不愿接受，而海南的博鳌谁都不知道，博鳌亚洲论坛各国都能接受。另外，本人又是个无党派人士，博鳌控股是一个民间企业组织，很中性、公正，大家也容易接受。
从地形地貌来说，海南是一个岛，四面是海，沙滩不稀奇，而博鳌是江河湖海都有，有三座山、三个岛，还有海南最好的温泉，水温最高，水量最大，像这样一个地貌在中国地图上没有第二个，在整个亚洲也很难再找到。走出亚洲像博鳌这样的自然景观，一个是在美国佛罗里达，一个是墨西哥的坎昆，还有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博鳌41.8平方公里的地域是一步一景，如果从地产开发的角度来说，博鳌几乎没有不好的地。
记者：你怎么看亚洲论坛和博鳌的关系？
蒋晓松：讲博鳌实际上是三个概念，博鳌水城是一个地理概念，博鳌亚洲论坛是第二个概念，第三个概念是博鳌控股，它是博鳌水城的建设者、博鳌亚洲论坛的保姆。
记者：博鳌控股是否拥有整个博鳌土地开发的权利？
蒋晓松：是，41.08平方公里属于博鳌控股，晓奥公司是博鳌控股第一大股东。
记者：博鳌控股取得博鳌土地开发权的条件是什么？
蒋晓松：通常一些开发区都由半政府性质的开发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在博鳌有点不一样，是由博鳌控股统一进行开发管理。这是海南省对博鳌控股和我们几个开发者的信任，也是一种补偿。现在，国内有很多开发失败的例子，我们是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招商“三统一”具备了管理者的基本条件。
在具体运作中，我们要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以项目带土地，这个条件很优惠。在博鳌，我用的土地80％～90％都是荒地，我的高尔夫球场是用一个无人岛建立的。这个方面我挺聪明的，有点石成金的本领。第二，设定投资开发年限，规定多少年之内投资量要达到多少，这样既能保证开发进度，把区域做起来，又能避免过度开发。当然，公路、基础设施等外围建设都是政府的事，里面都是博鳌控股的事。
记者：你常把博鳌比作自己的一个作品，你如何评价这个作品？有没有完成？还是在不断完善？
蒋晓松：应该说还没有完成，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完善”这个词用得挺好。博鳌已经是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东西，但很不错的东西也会落下败笔。
记者：有哪些遗憾的地方？
蒋晓松：有很多值得反省的，一个人的局限很大，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觉得这不够，那不周到。
记者：你是个完美主义者？
蒋晓松：是的，我要尽可能做到完美，所以老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记者：如果让给你的这个作品打分，能打多少分？
蒋晓松：综合考虑我想应该是及格的，如果分开说，亚洲论坛得分应该高一些，博鳌水城可能要低一些。建设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有的时候，过于重视硬件建设也是不妥当的，只有软件建设显然也是不够的，这两者的平衡很难把握，硬件方面有不妥当，软件也是有很多值得反省的地方。
当大多数地产商在寸土寸金的地块上争相竖起比邻的高楼大厦时，“非中心”以颇为另类的姿态出现
王永红 地产创新先锋
本刊记者 朱秀亮
当鼓励“自主创新”的声音越来越高的时候，地产界一致认为创新是这个行业最需要的语汇。但说归说，做归做，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循规蹈矩者比比皆是，大胆创新者了了无几。
当大多数地产商在寸土寸金的地块上争相竖起比邻的高楼大厦时，“非中心”以颇为另类的姿态出现，多少有些惊世骇俗，在为人熟识的高层密集型的商务办公环境中确实卓尔不群。
事实上，在低密度花园式办公环境的“非中心”的背后潜藏的是其缔造者中弘集团总裁王永红敏锐的目光和超人的胆识。创新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进入地产界时间并不长的王永红，以“非中心”展示了其在地产商业领域超人的胆识。
在其他人还在城市中心区为写字楼的高度密度等设计费尽心思的时候，王永红取道“非中心”，显示的不仅是建筑、地产、商业方面的眼界，更多的是其对于一个城市规划的远见卓识。
紧跟城市规划的理念
王永红谈“非中心”创新意义时首先强调的就是“紧跟城市规划”。他说：“我们项目的选址是与‘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北京城市新规划不谋而合的。”
北京的城市格局在未来的规划中体现“多中心”的思想，多中心涵盖的意义就是要建很多新城，就是需要每个中心不是单纯的居住或商业功能，而是要有居住、商务，包括未来的商业、文化、教育等等综合的功能。
近二十年的发展，北京形成了CBD、金融街、中关村三大传统写字楼商圈的城市建筑的主要风貌。办公区域以“火柴盒式”的建筑丛林为主，绿化非常稀缺。“这些都显示出北京目前建筑格局亟需重新规划，重新建设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花园式办公区域。”显然，王永红抓住了这个与城市发展相契合的机会，实现其在地产界创新的理想。
王永红说：“北京要满足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展，要把功能整体来分散，最后的目的要达到一个均衡的配置，这可能就需要五个类似于CBD、金融街这样的城市中心，或者十个，甚至一百个。而‘非中心’项目正是满足这个城市发展趋势需求而建的。”
由此也可以明白，“非中心”并非无中心，非中心正是实现多中心未来发展趋势的新商务模式，正是满足城市规划的创新之举。可见，多中心的意义很值得地产商们继续挖掘。
定福庄板块，属于新北京城市规划中重点建设的东部次中心区域，是城市十大边缘集团（城市次中心）中重点建设的区域。同时，定福庄区域正好位于“两轴———两带———多中心”规划中，东部产业轴和东部产业带的交汇点。分担重要的城市职能；板块重点培育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传媒文化产业。这些产业使定福庄板块具有了明确的产业方向，同时，这些新兴的城市产业也使区域发展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活力；板块内住宅、商务、商业、其他配套设施规划全面合理，能够充分形成多态综合，互动发展的效应。避免板块畸形化单极化发展，为“非中心”经济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中弘在拿到定福庄的地块时并没有急于开发项目，而是在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审视其地理位置、区域的商业、产业特征、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王永红亲自出国考察后，才决定开发“非中心”项目的。
从国外看，办公环境多元化已经形成。在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中有30%至50%的商务办公环境是低密度花园式的。在一些国际性大城市，商务花园都是最重要的办公物业品种，60%的大企业都拥有自己的商务花园。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美国硅谷。
考察后，王永红认为，北京的商务需要“非中心”的生态环境。他说：“低密度商务花园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和城市的规划、功能密切相关。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具有天生的象征意义和示范效应，随着企业的发展和新经济形态的不断涌现，这种集生态型、创意型、独立型、智能型为一体的商务花园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也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中心是城市功能性项目，它填补了城市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功能空白，这是它对这座城市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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